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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(http://www.zgszrkdak.cn或http://www.zgszrkdak.com)是国内首次开发建设的以失踪人口建档存档、查询比对为核心的综合寻人系统,是援助失散家庭寻找失踪亲人的权威寻人平台。2008年1月,“档案库”项目研发团队正式组建,各有关专家学者、技术人员、专职志愿者先后投身于寻亲平台的开发建设。2010年1月10日,寻人认亲系统研发工作全部完成,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正式开通上线。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平台上线后,相继建成了纸质版和电子版相结合的两套科学、规范、精准的寻人、寻家启事档案;开通了覆盖全国35个独立省区的区域寻人平台;国内首个“寻人影视”基地投产落地,大型公益寻亲纪录片《中国寻亲》和寻人短视频《寻亲的路》已全面进入制作并同步播发阶段;开设了“比对认亲”、“两微寻亲”、“寻遍中国”、“寻人大典”、“社会救助”等多个活动专题;刊发了两期《寻人大典》(第三期《寻人大典》已进入全面征编阶段,即将投入印刷)和一套《寻遍中国》寻人挂历;国内唯一的失踪人口数据系统全新上线,“中国寻人大数据”正式建成并全面投入寻亲;成功研发“人脸识别”比对系统,实现了全网络寻人大数据资源整合并投入比对寻亲;与全国各地2000余个救助管理站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建立了长效联合寻人机制,采编寻家人员求助信息数万条;招募来自不同工作岗位的寻人志愿者数十万名;与各地警方、DNA采血鉴定机构和各级卫视、网络门户等建立了寻亲援助机制;相继牵手阿里巴巴大鱼号、腾讯企鹅号和优酷、土豆、搜狐、爱奇艺、芒果TV、新浪视频、乐视等30多家主流视频新闻发布门户,携手建成全国自媒体影视寻亲公益互动机制。为众多寻亲、寻家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打通了国内首个高效寻人通道,大量失踪者先后回归家庭,更多亲人团聚的惊喜画面在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长期上演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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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是拐卖人口犯罪的真正祸根

寻人网|寻人启事网|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 2012-03-22 08:25:34

    小巨人姚明在一则保护鲨鱼的公益广告中曾说过:没有买卖,就没有伤害。在打拐这个以贩卖人口为商品的特殊犯罪案件中,同样适用,“没有购买,就没有拐卖”。拐卖人口之所以屡打不尽,源自贩卖的背后,市场需求的作怪。

    当厚厚一沓人民币换来一个懵懂之中的幼儿,当所谓的传宗接代开始后继有人,可曾想过,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,又在经受着怎样的剜心之痛。

    每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都是一副破碎的卷轴,打开来就是耗尽家产以泪洗面的希望与绝望的反复交叠。

    先来看一组数字,2005年6月,邯郸市曲周县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贩婴案,闫某与山西省黄某等人合伙,在10年间,先后将40余名婴儿从山西拐卖至曲周县村镇。

    2009年,武汉铁警破获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拐卖婴儿案,其中查明,自2005年以来,由“老娘”及其他数人组成的两个贩婴团伙,至少将64名婴幼儿拐卖到了邯郸涉县,其中多数为女婴。

    2009年邯郸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,全年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81起,摧毁犯罪团伙12个,抓获犯罪嫌疑人30名,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85名。邯郸警方的“打拐”工作成效在全省排名第一。

    2011年5月1日,邯郸破获部督张定余等拐卖儿童案,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,解救被拐儿童9名。

    2011年7月20日,一场在公安部组织下,14省市统一行动的打拐行动悄然展开。如此规模的打拐历史罕见,而这次重大行动的指挥部设在了古城邯郸。

    在14省市统一打拐解救的89名被拐卖婴儿中,邯郸就解救了14名,占据了15%。因此,本报选取邯郸为样本,进行了买方市场调查。

    儿女双全?观念难撼

    邯郸涉县,2009年的特大贩卖婴儿案件中,60多名孩子被卖到了这里。

    山路崎岖盘旋,村民指着远处的山介绍,翻过那座山,就是山西。这也是2009年打拐行动中,嫌疑人两条贩婴路线之一长治线,由运送人乘坐从深圳到山西太原的长途客车,经山西晋城、长治,将儿童交给下线。

    距离山西最近的几个村子,河南店镇杨家山村是其中之一,村民张长福正蹲在小卖店门口,手里捏着一盒刚买的阿莫西林,“买孩子?不少,越穷越买。”

    “打个比方说,条件好点的,老了自己还有钱养自己。越是穷,越知道自己老了更没人管,就得提前预备下,不买个孩子能行?”对此解释,张长福一脸的坦然。

    “60岁以后的村里人,每个月领60块钱,村里十几年没分地了,粮食不够吃,一个月光买粮就得多少钱?”

    马贵山拎着锄头经过旁边,插上一句,“要是有养老院,动不了了,国家给养着,别说买孩子,连生都不生。”这句玩笑话,引得围观人群哄笑不止。

    2009年被卖到涉县的60多名婴儿中,绝大多数是女婴,值得一提的是,2011年7月,邯郸解救的14名孩子中,12名是女孩。这一现象,和传统的意识中,买儿防老又有不同。

    按照规定,农村户口的张长福可以生养两个孩子,让张长福欣慰的是,刚好他有一儿一女,“农村嘛,就讲究个儿女双全。你看买孩子的,一般都是俩小子买个闺女。儿子一般都想自己生,哪怕生了三个丫头,也得攒罚款拼命生,毕竟那是传宗接代的根儿,闺女就不一样了。俩小子买闺女的,就相当于订货,万一自己生再生个小子出来呢?农村生儿子成本也不低,又是娶媳妇又是盖房子的。”

    马贵山说,农村人的养老,还停留在靠子女的阶段,儿子分家另过,一旦不孝顺,远不如闺女对父母贴心,“洗洗涮刷,端茶倒水地伺候,还得说闺女,儿媳妇能指得上的少,不添个闺女能行?!”

    2009年案件中,武汉铁路警方提供的数据显示,警方对其中26户收买婴儿的家庭分析发现,26户收养家庭中自己生有儿子的有12户,甚至有5户有两个儿子,但他们还是想买一个女儿。

    涉县一名基层民警透露,近两年的工作中,确实也发现女孩的卖入量高于男孩,对此,他有自己的看法,“靠近山区的村,缺少劳动力,买男孩的多,靠近城市的村子,买女孩的就多一些。”他强调,民风如此。

    行善积德?无人举报

    涉县偏店乡赵峪村,时隔两年,进村的陌生人打听杜明花这个人,还会招来警惕的目光。2009年,武汉乘警打掉的特大贩卖婴儿团伙中,承担中间人一角的当地人就是杜明花,经过她手转卖的孩子多达34个。

    杜明花家门口,杜明花的丈夫端着大碗面条接受了采访,“哪知道犯这么大事,那会儿老有人来家里‘要’孩子,还当是帮人忙,哪知道惹这么大事儿……”

    杜明花丈夫说,自打杜明花被判刑,因路途遥远,他们只看过杜明花一次,“在村里抬不起头来,以为是帮人忙,哪知道犯法,现在我们是犯人家属,你们别来找了,没脸了……”

    此时杜家的想法和彼时是不同的。

    有村民提供,杜明花家的两层小楼就是干“这个”盖起来的,当时的杜家门槛都要被订购孩子的村民踩破。针对村民的走访显示,和杜明花家人有着一样想法的村民不在少数,张长福直言,“那能有啥罪?帮个忙吗!有卖的就有买的,生了不愿意要,咱给养着还不行?行善积德呢。”“现在买个孩子就得几万块,上户口也是钱,谁家买了都是好待遇,怎么就犯法了?”马贵山也如此认为。

    这样的想法直接影响到解救工作,基层民警透露,每次解救,想求得村民配合是难上加难。甚至每次解救,都要防止村民的围攻和转移婴儿,整个行动一要保密,二要迅速,还得多警种参与。

    一方面是解救难,一方面是对来路不明的孩子无人举报。村子里但凡出现陌生的孩子,很快就会从村东传到村西,很多人对此心知肚明,却少有人举报。“人家花钱买的,给人家举报了,不是缺德吗?一个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干这事有点不地道。”有村民说。记者追问,丢失孩子的家庭呢?村民反应是一片沉默。

    村民之间的明知而不报,让很多被拐的孩子,改换姓名后,在远离父母的地方慢慢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寻亲中,将他们从十几亿人口中找出来,打拐的全民化变得更为重要。

    而在城市,居委会承担起这个工作,陌生孩子的出现,会很快反馈到包片的社区民警耳朵里,全民打拐,尚需基层组织健全并切实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。

    买婴无罪?惩罚疲软

    基层民警比喻,“这就跟市场一样,邯郸这边买得多,也就是‘销路’好,人贩子自然就往这边跑得勤,输入地也就形成了。”

    输入地的形成或许不仅仅和有市场需求有关。2010年,一个女婴的价格约为20000元,中间人的提成约为1000元,2011年,因打拐力度加大,风险高,女婴的价格涨至25000元,中间人提成暴涨至3500元。

    如果说人贩子为了暴利而参与贩卖,尚有法律惩罚利剑高悬头顶,那么,买婴者无任何法律规定受到任何惩罚,则客观上纵容了买卖人口的盛行。“法律也没说不行,你看谁家买的有罪来着?”有村民认为此举已经给买婴者正身,无需承担责任,买卖即便不合法,也没什么大事。

    记者在邯郸县走访时,有知情人介绍说,当年买来的孩子有的已经读大学了,如此相安无事,更给了其他买婴者一个安全的信号。

    在2009年的特大拐卖婴儿案件中,被判刑的23名人贩中,都是拐入者、中间人、下线,无一名买婴者。

    2010年9月,最高法新闻发言人表示,以非法获利为目的,出卖亲生子女将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。

    可以说,从孩子的出手方、贩卖所涉及的人员都有处罚,然而,针对孩子这个特殊商品买卖的最后一环——— 买家,略显疲软。我国刑法241条规定,收买被拐卖儿童,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,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,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。从某种程度上,这甚至成了买婴者的“尚方宝剑”。

    全民打拐,因众多的志愿者参与,增加了骨肉分离者团聚的更多可能。但法律的疲软也令打拐参与者倍感无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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